汉末随着帝国大厦的倒塌，它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崩溃，周孔从膜拜的偶像变为嘲讽的对象，此时“学者以庄老为宗，而黜六经；谈者以虚薄为辩，而贱名检；行身者以放浊为通，而狭节信”（干宝《晋纪·总论》）。经过几百年的压抑和束缚之后，士人纷纷喊出了“礼岂为我辈设哉也”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！起初，放诞既是对礼教反叛，如阮籍送嫂、刘伶病酒、阮咸与婢私通，也是对官方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挑战，如守丧饮酒吃肉，这些放荡的言行中有某种严肃的内涵。当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变为名教与自然合一之后，名士们裸体荒放“行同禽兽”，只是群体的纵欲狂欢，是一种表现个性的“行为艺术”。他们在否定礼教的同时也否定了“人”本身，与其说是坦露生命的真性，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自身的兽性。

旧的道德律令失去权威，而新的道德权威尚未建立，此时士人们言行的放纵荒诞，是由于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于是便什么都干。

刘伶病酒，渴甚，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“君饮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！”伶曰：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，唯当祝鬼神，自誓断之耳！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：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，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！”便引酒进肉，隗然已醉矣。

杜牧曾自夸“高人以饮为忙事”，可杜牧未免太高看了自己，他天天想着“愿补舜衣裳”，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什么“高人”，“以饮为忙事”的“高人”非刘伶莫属。

刘伶一生的重要事业就是饮酒，一生的重要文章就是《酒德颂》，一生都是在酒中度过，酒则使他一生“其乐陶陶”，还使他一生流芳百世。难怪他要讴歌“酒德”，更难怪他不想断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