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莽时益州郡夷栋蚕、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、姑复等地的夷人亦起兵

王莽时，益州郡夷栋蚕、若豆等起兵杀郡守，越、姑复等地的夷人亦起兵，莽遣将率兵十余万往击，连年不克。

东汉光武帝即位后，西南夷地区再次划入汉的版图。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），又设益州西部属国，管理不韦（今云南施甸）、唐（今云南保山）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（今云南祥云）、榆（今云南大理）、比苏（今云南云龙、兰坪）、邪龙（今云南巍山、漾濞）四县的昆明族。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，明帝在其地置哀牢（今云南腾冲、龙陵、德宏州）、博南（今云南永平）两县，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，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，在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。

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“初郡”或“边郡”。郡县既任命太守、县令、长吏，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、侯、邑长，实行“土”、“流”两重统治。太守、令、长等“流官”赋敛烦苛，又不能与王、侯、邑长等“土官”和睦相处，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，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。如昭帝始元元年（前）益州郡的廉头、姑缯，柯郡的谈指、同并等二十四邑的反抗；王莽时期町、益州和越诸部族的反抗；光武建武十八至二十一年（～）中，姑复、榆、栋、连然、滇池、建伶、昆明诸种的反抗；章帝建初元年至二年（～）哀牢夷的反抗；安帝元初四至六年（～）洱海地区诸部落的反抗；灵帝熹平五年（）益州诸部落的反抗等等。另一方面，西南夷在汉族的影响下，文化水平和生产力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；随着郡县制在西南夷地区的推行，诸部族大小土长被封为王、侯、邑长，使之大小统属，加强了政治上递相隶属的关系，改变了诸部林立，不相统属的局面，有利于中央王朝的管辖和治理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。

夜郎

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，或称南夷。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、北部、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、秦及汉初，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。地多雨潦、少牲畜、无蚕桑，与巴、蜀、楚、南越均有经济联系。蜀地的枸酱等土产，常经夜郎运到南越。

西汉初，竹王多同兴起于水（今贵州北盘江），自立为侯。建元六年（前），武帝遣唐蒙入夜郎，招抚多同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（前～前）在其地置数县，属犍为南部都尉。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。元光六年，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，以便交通；同年，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。元鼎五年（前），武帝征南越，因夜郎等不听调遣，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，在其地设柯郡（治今贵州关岭境）与夜郎等十余县，同时暂存夜郎国号，以王爵授夜郎王，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。西汉末，夜郎王兴与町王禹、漏卧侯俞连年攻战。河平二年（前），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，夜郎国灭。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。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，众说纷纭，主彝、苗、仡佬、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。传世贵州古彝文经典《彝族世系》有“彝族天生子，多同来抚育”，“多同权威高，多同天宫主”，“祖宗变山竹，山竹即祖宗”等记载；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，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。又据，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，其中二十八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，果然如此，则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，并具较高文化，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，按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与秦、楚、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，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，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，中原的钢铁制品、手工业品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，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挖掘的很多汉墓中的遗存足资证明。但这些遗存同时证明一部分土著习俗文物也遗留了下来。

滇

秦汉时西南夷中一个较大的部族，主要居住在今云南昆明滇池地区。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说明，在春秋末叶至西汉初年，滇人已进入兴盛的青铜器时期；至西汉中晚期，青铜器遗存虽仍很多，但铁器已日渐普遍存在。滇人习俗，考古实物说明其男子发型多梳发总结于顶，束以带；女子多垂髻于颈后。男女皆带耳饰、手镯，衣长至膝下，跣足，与汉族颇有不同处。但其奴婢则辫发或披发，似多自邻地其他部族掳掠而宋。滇池地区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，亦饲养牲畜，兼营渔猎。滇人当时似仍在锄耕阶段，大量出土生产工具中未见犁铧。牛被视为财富，不用于农耕。手工业相当发达，尤以青铜治铸、金银器及玉石制作特别显著。

据《史记》，战国中期，楚将庄曾率兵至滇池，于该处称王。秦统一后，曾在西南夷地区开辟“五尺道”，设官置吏。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，曾向汉武帝刘彻报告说，可通西南夷道至身毒以通月氏。武帝遂于元狩元年（前）派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到西南夷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。到滇，滇王曾接待、协助，但被其西边的昆明夷所阻，没有成功。在南越、南夷陆续归入汉版图以后，武帝复派王然于去劝说滇王入朝，但与滇同姓的劳深、靡莫等不肯听命。元封二年（前），武帝再发巴蜀兵击灭劳深、靡莫等部落，以兵临滇，滇王降，并请设置官吏。汉遂置该地为益州郡，同时“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”。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滇王墓葬中发现的蛇纽金质的“滇王之印”，适足印证。此外，该地区西汉后期及东汉墓中出土了不少汉货币和汉式铜、铁、陶器，充分证明当时中原文化对滇池广大地区普遍的影响。